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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入世談判及對商標雙軌制的影響

中國在1948年成為關貿總協(xié)定的23個創(chuàng)始締約國之一,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卻因為種種原因長期被排斥在關貿總協(xié)定之外。為進一步擴大開放,發(fā)展對外經濟,中國于1986年7月正式向GATT提出了恢復締約國資格的申請,1987年3月關貿總協(xié)定成立“中國工作組”,中國開始了漫長的“復關”談判時期。
之后由于世界貿易組織即WTO的成立和GATT的取消,我國的復關談判終止,轉而進行入世談判。1995年7月11日,我國提出了入世申請,11月,世界貿易組織將“中國復關談判工作組”,更改為“中國入世談判工作組”。次年3月,WTO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時,首次正式討論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期間,為加快本國經濟建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國際市場同步,我國在1996年和1997年兩年間,先后兩次進行了海關關稅的下調削減工作,降低了關稅門檻,以期贏得外界支持,同時這一措施促進了外來資本的引進,逐步消除了海關稅務貿易障礙。在1998年中國入世談判第七次會議上,我國向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提交了中國入世談判以來在關稅改革方面的成果,匯總為關稅減讓表。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入世前期工作最為艱難的一個時期。
自1999年以后,我國入世談判集中在與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少數反對國家的雙邊談判中來。1999年4月,由中國總理組成的代表團訪美,解決了雙方在市場準入方面的分歧,從而解決了中國入世上的一大障礙,雙方之后發(fā)表了此次談判成果的聯(lián)合聲明。遺憾的是,之后不到一個月,中國大使館受到了北約的轟炸。雙方談判陷入僵局。1999年9月,中美兩國首腦在亞太地區(qū)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舉行會晤,相互表達了希望恢復兩國談判的意愿。1999年11月,隨著中美關系的回暖,美國代表團開始了訪華之旅,在這次雙方交流中,兩國終于就中國入世問題達成了最終共識,并簽署了正式的官方文件——— 《中美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xié)議》,中國入世之中美談判結束。次年5月,與歐盟的談判也非常順利,雙方談判以雙贏告終。至此,尚未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成員國僅剩墨西哥一國,2001年9月,我國結束了入世的最后一輪雙邊談判,與墨西哥簽署了協(xié)議。至此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方之間在入世方面的分歧全部解決,中國入世呼之欲出。
當月中國入世第十八次會議召開,就中國入世問題進行了討論,該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的所有法律文件,也解決了中國入世的所有待決問題。同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在多哈舉行第四次例行部長級會議,中國入世申請正式得到了世界貿易組織官方的同意,按照入世章程,一個月后,中國正式成為其成員國。
由于WTO是在GATT烏拉圭談判中通過一攬子協(xié)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意味著參加WTO就要遵守包括TRIPS協(xié)議在內的所有一攬子協(xié)議。當時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伴隨著國內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改革開放大局的要求及歐美發(fā)達國家的貿易施壓等諸多主動與被動因素的作用而迅速發(fā)展和確立起來的,時間不長,許多制度雖然引進,但我們自己卻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又長期被排斥在GATT/WTO大門之外,雖然參加了制定TRIPS協(xié)議的談判,但多數人對此并不完全熟悉和了解。因此,入世后,我們首先對TRIPS協(xié)議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根據TRIPS協(xié)議的要求,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深化了相關執(zhí)法的強度,對相關法律及TRIPS協(xié)議的規(guī)定進行了宣傳和普及,以增強國民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意識。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著手對《商標法》中與TRIPS協(xié)議規(guī)定相背離的條款進行了修訂,以促進本國商標法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接軌,從而更好地履行WTO締約國的義務。
在商標法的執(zhí)法程序方面,原《商標法》規(guī)定,商標評審委員會對商標申請的駁回和不予公告、商標異議、維持或撤銷注冊商標所作出的裁定具有終局性,當事人不能對此向法院提起司法復審。這與TRIPS協(xié)議關于知識產權行政裁定之效力的規(guī)定存在較明顯的沖突。TRIPS協(xié)議第41條第4款和第62條第4款、第5款規(guī)定訴訟當事人應有機會通過司法當局對行政當局作出的最終裁決以及司法初審裁決中的法律問題進行復審,任何有關獲得或維持知識產權的程序以及行政撤銷和當事人之間的程序作出的最終行政決定,均應接受司法或準司法當局的復審。因此,我國在2001年對《商標法》進行修訂時,刪去了原條文中關于商標評審委員會的“決定”“裁定”為“終局”的規(guī)定,同時在第32條、第33條、第34條、第43條及第49條中增加了當事人可以就行政決定或裁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規(guī)定。
在商標法的救濟手段方面,原《商標法》對商標權的保護缺乏有力且及時的行政及司法救濟措施,對侵犯商標權的行為沒有規(guī)定可采取的臨時措施。這與TRIPS協(xié)議在該方面的保護水平存在較大差距。TRIS協(xié)議第50條規(guī)定了司法當局可以主動或被動地對侵犯知識產權之行為采取臨時措施的情形,以阻止侵權、保存證據,防止因延誤或證據滅失而給當事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并進一步確立了在此類臨時措施中原告應承擔的義務及被告應享有的權利。這也成為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公權機關可采取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救濟措施。因此我國在2001年對《商標法》進行修訂時,就商標侵權的臨時救濟措施,有針對性地增加了兩項新規(guī)定,納入到第57條和第58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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